家家户户操心的那一些事情

更新时间:2017-09-12 09:09:28作者:兴平法院来源:西部法制网

     (通讯员 黄国田) 我母亲是解放前的1939年出生的;我是解放后的1959年出生的,用陕西人的话说,我母亲有我时20岁。
    “解放”在中国的基本内容是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而立意的。新中国的建立像一个翘翘板的支点,在板的那头和板的这头,等距离坐着我母亲和我。母亲二十周岁时,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里,我在母亲的怀抱里开始幸福地成长。
    我从零岁到15岁,我母亲从20岁到35岁,也就是1974年时,我又有了一个弟弟。我的儿童、少年时代,家长一般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去偷人、去抢人、去夺人,也不用担心被人偷、被人抢、被人夺。等等。那时,穷是穷一些,但什么都干干净净,平平安安。社会的凝聚力很强。我的印象,到处——从农村到城市——都在摆脱贫穷。在摆脱贫穷时,也兼顾到其他方方面面的事情。“力争上游。”仍是当时的主旋律。
    但是,日子似乎还是穷,许多的人都不同程度挨过饥。吃不饱肚子的那种罪,就是难受、难熬。后来我做教师时,分析名家名篇,讲到作品的时代背景时,讲到过“三年自然灾害”这个概念。同时,还讲了给苏联还债,还讲到了美国等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讲到了国内不法分子的捣乱及犯罪行为。还讲到什么,如今已记不清了。但有一点我仍记得牢,就是全国人民都勒紧了裤腰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攒劲把中国的日子往好里过。
    饿就饿点吧!但是,必竟饿罪折磨人,赶1996年12月11日57岁的母亲去世时,母亲她在青海的家中攒了三麻袋麦子、二十二袋面粉,她还以批发价买了一大纸箱子的食盐,其每袋与零售价相比,可少支一毛三分钱。母亲聚财,智慧真是——千方百计。等等,等等。
    我母亲的确是过日子的把式。在我与弟弟成长的过程中,在怕和防止我们兄弟走上邪路上,母亲没有操过什么大的心。
    只是有一次例外,同一家属院里的一个孩子即我弟弟的同龄玩伴把一部照相机借给我弟弟使用,有一天,一辆警用三轮摩托车来我家把我弟弟带到共和县公安局去了,我记得,我母亲当时十分着急、十分无奈、十分无助、十分纳闷,她也十分气愤——嫌来人什么也不告诉她,就把她的小儿子叫(带)走了。
    “为啥?为啥?!”——想来,我母亲当时真是痛苦极了,她可能快疯了。——就这样,大概三、四个小时以后,正当父亲、母亲相随着准备去公安局问个明白时,我弟弟从共和县101信箱的大门外走进来我们的家属院。
    回到家中,母亲问弟弟被公安局叫去是怎么一回事,我弟弟说:公安局讲照相机是峰峰(弟弟在家属院的玩伴)偷人家的,问我知不知道?我答:不知道。弟弟强调说:是不是峰峰偷的他是真的不知道;只是峰峰同意把照相机借给他用——母亲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在一旁看着母亲长长地松气,我也觉得很轻松——母亲去世时,我弟弟二十二岁,他刚从四川水产学院毕业分配到青海省龙羊峡工委工作,弟弟工作了,更懂事了,母亲就可以少操心了。
    但是,有一点儿需要补记一下会好一些,这就是我弟弟在四川读书时,寒、暑假都要回到青海来过,当时,我很操心一件事情,或许操心十二分地多余,但仍不由得使我要操心——即提醒弟弟放假后回青海千万不要捎带毒品做亡命“生意”——似乎提它就晦气,但这三十、四十年里,社会上发生的犯罪的事情少吗?它们像一瓢瓢泼到地上的水,再揽不上来,当事人再后悔,也揽不上来的事情还少吗?不少了。
    母亲去世21年了,我从37岁到了58岁;我弟弟从22岁到了43岁。应该说,如今的物质条件好多了,新中国都建立快70周年了嘛,但家长们操儿女的心的确仍得进一步加强。因为青年人、未成年人、低龄化犯罪严重,成为不争事实;成年人贪污腐败亦相当严重,几乎家喻户晓。党的“十八”大指出,不从严治党就会亡党亡国,人息政亡——唉,真是60岁的儿子,还得请其80岁、90岁的父母亲去为他操心呀!不是这样吗?常常遗憾的是,操也白操。

    柔肠寸断,母亲如此,共产党也如此。“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针,对此作了形象的、深刻的阐释。我心里藏着一个沧海,流出眼睛的,只是一星泪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我常常想,在物质文明了的同时,精神文明若能同步,起码的,不要反差那么大,该有多好!

 

 

编辑:刘针